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
除了其他优点之外，它防止了根据前面描述的假定而出现的这一区别的崩塌。[52]司法政策以其独特的、具体的、直面社会实践的目的性，为法治从纸上的规范展开为具体的组织和行为，并进而化为法律主导的社会秩序——法治秩序，显然它使法治的原则、规范具象化，使抽象法治展开为具体法治，在我国，针对法治理想，贺卫方教授最早提出具体法治的观念，参见贺卫方：《具体法治》，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以下。
恰恰是这一性质，决定了对司法公正具有重要影响的司法政策必须法治化之要求。这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亦有所反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一些部门所制定的涉及司法的政策，能够成为司法政策的教义学根据。四、我国司法政策的依宪依法完善及其法治功能 经由前文的规范总结可知，虽然当下我国零零总总的司法政策，无论其制定主体如何多元，其目的指向如何复杂，其实践效果如何多样，但总体看来，还是有一定法律根据的。[12]张国庆主编：《公共政策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第一种情况是国务院及其各部门能否制定司法政策？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宪法》有关行政权和司法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分工原则，行政机关不能为司法机关制定司法政策。首先需说明的是，并不是任何经由国家司法机关产生的司法政策，都属于内部司法政策。在禁止堕胎的法律生效之前（19世纪之前），男女不平等比现代社会更为严重。
[5] 美国堕胎法律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而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挑战，虽然，堕胎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强制实施，堕胎现象是否因为堕胎法的存在而得到遏止，是一个疑问，但是，堕胎的非法性不容置疑。如果胎儿与人没有区别的话，政府立法也就没有理由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可结束妊娠，终止胎儿生命。在NAACP v．Alabmla案（1958），最高法院裁定：结社自由和个人参与社团的隐私受第1修正案保护，强制一个外国社团披露成员名单的法律无效。（2）应当以不当负担（undue burden）规则代替三阶段划分，作为法院审查堕胎限制法令是合宪的依据。
看来是遵循前例而拯救法院的合法性，在Rehnquist看来是既没有遵循前例，又丧失了法院的合法性。） [2]R Regan，Abortion and tile Consciences of the Nation，堕胎与国家的良心，in J．D．Butler and D·F·WalbertAbortion，Medicine and the Law，堕胎，医学和法律（1988），PP．352，353。
如果个人不能控制生育，社会对生育自然状态完全无所作为，那么，人类将因为人口膨胀而深受困扰。如果美国宪法成为记载最后一轮政治斗争胜负的宣言，那么，经验积累就会频频中断，宪法文本就会不断更新，宪法就无法形成一种具有权威性的传统，无法对整个社会产生凝聚力。我所表述的平衡是这个国家努力造就的平衡，是一种历史的启示一__一种发展或者打破平衡的传统。首先，胎儿存活性三阶段是一个僵化的划分，它使美国宪法成为希腊神话中的Procrustean床。
如果宪法创制者设计的蓝图不能在权力制衡的架构内得到不断修正，美国社会很难经受200年社会冲突而保持稳定。尽管宪法没有明文提到隐私权，但是，Blackmun大法官指出：无论是权利法案提供的特定保障，第9修正案确认的人民保留的权利，还是第14修正案确认的、未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个人自由，都隐含着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大法官的判决，也不是最终了断争议。参见：N．J．Finkel，commonsense Justice（1995），p．18． [61]W．Holmes，The Common Law，Dover Publications Inc（1991），p．41 [62]转引自：Posner．同前注[56]，页192。
Ely并不反对法院卷入政治，他认为：如果司法干预能够推动以选民参与和代表机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干预就是正当的，相反，就是不正当的。多数意见和附合意见的大法官：W．H．Rehnqnist，B．R．White，OConnor，A．Scalia，A．M．Kennedy。
在70年代，Tribe教授认为：按照宪法第1修正案，政治与宗教应当分离，但是，胎儿生命已经成为一个宗教问题，至少宗教集团已经深深卷入这一问题。现任大法官Scalia在凯瑟案不同意见中说：罗伊判例不是化解了人们在堕胎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加深和扩大分歧的最主要的原因，正是罗伊判例将分歧推到全国范围，从而给解决分歧制造了无穷的困难。
反对堕胎是里根竞选纲领道德多数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声称：一个社会抹杀人类生命一部分——胎儿的价值，这个社会也就贬低了全部人类生命的价值。原告主张：密苏里州限制堕胎的1596号法令违反联邦宪法。法律帝国（1996），李长青译，页48—49，327。[50]Tribe教授的基本价值是政府权力的限制，他认为：这一基本价值在宪法演进的历史过程中显现出一些基本模式，无论这些模式呈现什么变化，许多美国人对政府的基本认识并没有改变，这就是政府不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宪法，如果没有来自多数政治之外的某种干预，那么，政府不会保持有效的权力制衡，也不会充分履行它对公众的义务。在1989年的韦伯斯特案，以Rehnquist为代表的多数意见推翻了罗伊判例的三阶段标准，限定和保留了罗伊判例的其他内容。这些标准不是，也不必声称是宪法文本所保护的权利。
爱默森去世之后，他的遗孀接管了司考特。W．N．Eskridge，P．P．Frichey，Legislation：statutes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Policy（1995），立法：成文法和公共政策的产生，pp．483 484。
这是一个对甲最为不利的结果，因为，甲是按照真实意图在进行选举的。OConnor回答说，谁也无法否认人类性行为具有兴之所致的性质，无法否认人们会根据避孕失败之后能否获得堕胎而作出反映自身观念和自身社会地位的个人决定。
20年代之后，最高法院判例所确认的绝大部分宪法权利，都是不能从宪法中找到依据的。[35]E．MeeseⅢ关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机构应当分享宪法解释权的主张，也许无望被美国社会接受，但是，他对宪法文本（the Constitution）和宪法（Constitutional Law）的区分，也许是关于美国宪法最为简明扼要的描述。
法律宣布生命始于受孕，禁止妇女堕胎，则是将一种宗教强加于妇女，从而违反了宪法第1修正案的政教分离条款。不得拒绝对该州管辖范围之内的任何人给予平等法律保护（……n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liberty or property，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nor deny to any person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law）。正是基于这一共识，L．Tribe教授才有理由争辩：一个国家关于基本权利的法律应当一致，而不能象禁酒、交通规则那样由各州根据地方性知识，，自行决定。如果纠正错误会影响法院的合法性，那么，历史上所有错案都不能推翻。
（2）在妊娠头三个月之后、胎儿具有母体外存活性之前，堕胎危险性增加，政府得以保护孕妇健康为目的而限制堕胎，但是，限制手段只能以保护孕妇健康为必要。1991年，Marshall大法官退休，布什提名C·Thomas出任大法官。
（4）未成年人征得父母同意条款审查。（三）凯瑟案少数意见：遵循错误的前例颠覆法院的合法性 凯瑟案少数意见对OConnor的批驳可以归纳为4点： 1．多数意见一面实质性地推翻罗伊判例，一面虚伪地声称遵循前例。
其一，女人怀孕，男人不怀孕，这是法律不能改变的生理差别，而不是法律制造的性别歧视。裁断具体个案不是凭借一般原理，而是凭借比三段论大前提更为精妙的直觉和判断。
原告认为，政府采纳生命起始的某一理论而限制堕胎，违反罗伊判例。[10] 另一方面，代表医疗诊所的Susman律师指出：从1800年以来，美国的堕胎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而世界其他地区的堕胎率是40％。[54] 对于生命始于受孕的观点来说，Tribe教授的看法并不具有杀伤力。3．最高法院判决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OConnor的意见是，法院不能用金钱去购买公众支持，法院也没有迫使公众服从指令的独立的强制力（那些微不足道的强制力除外），法院力量是它的合法性——在具体事实背景下解释法律，引申出法律原则，运用法律原则陈述判决理由，因此，一个缺乏原则性正当理由的判决不能成为司法判决。
4．美国宪法涉及的争议千奇百怪：堕胎和隐私权，色情刊物、焚烧国旗和言论自由，同性恋和平等保护，一刀切的退休年龄和歧视老年公民，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划分，新闻自由和民事诽谤的损害赔偿，宗教信仰和义务教育……，在我们看来是无理取闹、无事生非的争议都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大法官必须认真回答的宪法问题。罗伊判决的核心规则的渊源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最高法院早先关于家庭、婚姻，收养问题的判例，罗伊判决只是遵循这些判例。
该案原告是宾州5家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和一名代表本人和其他人提起集团诉讼的医生。近年来，最高法院权力扩张是司法与法治社会交战，与民主政治交战，与宪法本身交战。
但是，不当负担标准本身并没有成为多数法官接受的规则——主张推翻三阶段标准的是7名法官（持联合意见的3名法官和持异议的4名法官），反对凯瑟判决不当负担标准的是6名法官（持异议的4名法官和持附合意见的2名法官），支持不当负担标准的只有联合意见的3名法官。但是，当法官按照自己的道德哲学去挖掘宪法基本价值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行使不受法律限制的裁量权，法官能够从宪法中发现的基本价值，只是他们自己的基本价值。
